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最早兴起于北宋，它的产生和发展，与当时社会经济的飞跃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分不开。北宋初年，宋都东京是全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，各地的商人大量涌向京城。庞大的市民阶层促进了世俗文艺的发展;活跃的世俗文艺又给年画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。加之活字印刷术的发明，将我国雕版印刷业推向繁荣。自此，年画也由笔画转向刻版印刷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当时的东京开封“近岁节，市井皆印卖门神、钟馗桃版、桃符及财门钝驴、回头鹿马、天行贴子。”由此可见，当时东京木版年画的印刷及销售盛况空前。不仅民间作坊遍布京城，就连宋室官廷也主持开办年画作坊。官办与民办作坊的融合，使木版年画的发展成为必然。

北宋末期，由于金兵的入侵，京都沦陷，繁荣的市民文化逐渐萧条。大量年画艺人流落江南，东京的木版年画业迁至东京45里外的朱仙镇。明清时期，朱仙镇河道四通八达，随即成为中原的商"业重镇。木版年画在繁荣的商埠迅速恢复，买卖兴隆，声名大振，据载，当时朱仙镇从事这一行业的有300余家。清末时，由于朱仙镇河道阻塞，航道不通，木版年画与其他商业都日趋萧条。

抗日战争爆发前，朱仙镇木版年画业迁往开封，自此又掀起木版年画繁荣的第三次高潮。据开封朱仙镇年画社老艺人郭太运回忆，当时开封的年画作坊有60多家，主要集中在东大街，西大街、中山路和书店街。著名的老店有“汇川”、“振源永”、“云记”、“鸿记”、“天福利”等。每年农历二月开始生产，至十一月十五上市，来自山东、安徽、江苏和本省的客户车装船载，煞是热闹。

我国历来有贴年画的风俗，特别在农村更为讲究。每到年关临近，生活再困难的人家，也要买些年画贴到门上。如若谁家不贴年画，就被认为是丧事在身。年画不仅增加了过年的气氛，而且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朴素意愿。像五谷丰登、宅院安全、子孙繁盛、辟邪驱灾等信念，都在年画中表现出来。不同的人对年画的欣赏角度也不相同，选择内容差异很大。就门神来说，老年人多选福禄寿；媳妇们多选麒麟送子、和合二仙；孩子们童趣十足，会把五子夺魁作为自己的理想之物；而家中的一家之主，一般都要选些钟馗、尉迟敬德、秦琼像贴在宅院的大门上。

不同的门，要贴内容不同的年画，这是民间几千年来约定俗成的习惯。一般来说，院子大门上的年画，画的都是武将，而屋子的门上多是文官。堂屋门上常选择五子登科，断屋门上贴的是麒麟送子、和合二仙。

  “二十八，贴花花。”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八以后，在贴年画的欢声笑语之中，人们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讲了多少年多少代的故事。降妖捉鬼、镇宅辟邪的钟馗，为李世民护驾守宫的尉迟敬德和秦琼，给人们带来了心灵上的安慰。被姜子牙封为神仙的赵公元帅和燃灯道人，相互谦让互敬互爱的伯夷和叔齐的故事，促进了兄弟妯娌之间的和睦。至于农家院落中灶前、车上、牛图、羊圈、粮仓等处贴的神码，更是人们乞财求福的精神支柱。这些独特的审美情趣，是朱仙镇木版年画产生、发展的前提。正是劳动人民这些朴素的欣赏习惯，才保持了木版年画经久不衰的魅力，使这株古老的民间艺术之花生命永存。

 朱仙镇木版年画之所以与天津的杨柳青、江苏的桃花坞、山东的潍坊、四川的绵竹并称为全国著名年画，是由它独特的风格决定的。朱仙镇年画构图饱满，线条粗犷简炼，造型古朴夸张，色彩新鲜艳丽。人物头大身子小，既有喜剧效果又觉得匀称舒适。有些地方的年画人物脸部多打红脸蛋来妆饰，而朱仙镇的年画不打红脸蛋，看起来很自然和谐。在中国传统民间工艺中，人们多把老虎做成或画成黄老虎或红老虎，而朱仙镇的年画是黑老虎。这种不拘泥于传统的创作手法、受到了中外美术界的重视和赞誉。

     在用色方面，朱仙镇年画非常注意中华民族的欣赏习惯，多用青、黄、红三原色，用色总数可达9～10种。民间常说：“黄见紫，难看死。”而开封朱仙镇年画黄紫两色的搭配，颜色厚重，对比强烈，不仅没有难看之嫌，反而色彩鲜艳，与民间过年的欢乐气氛协调一致。